我蹲在玄关收鞋，手里还攥着拖鞋，起身时两条腿忽然一软。膝盖撞上鞋架，木板和鞋盒一齐倒下来，砸得满地都是。 出租屋的水管已经修好，我原本打算洗个澡，明早照常上班。可我扶着门框站了两次，连在玄关站稳都做不到。 手机上的打车软件开了又关。我怕司机等不及，先把包拖到门口，坐着把地址输完。下楼时，我一只手抓扶梯，一级一级往下挪。 急诊候诊区没有空椅子。我排到一半，腿抖得撑不住，只好贴着墙坐在地上，向后面的人说了声抱歉。 护士见我起不来，推来轮椅。她问我有没有摔伤，我摇头，说腿疼了几天，今晚突然软得厉害。 抽血和查体做完，医生又问我尿量、尿色和最近有没有剧烈运动。我说这几天喝水少，裤腿一碰小腿就疼，但跑步健身一样也没做。 结果出来时，检查单上肌酸激酶一栏写着28640 U/L。我不懂那个数字，只盯着医生的表情，问：“明早我还能正常上班吗？” 医生把单子放平，又核对了一遍我的姓名和症状。他安排继续评估肾功能、电解质和尿量，告诉我先别自己走动，需要住院补液和监测。 我还想问能不能输完液就回去。他拿着检查单看了我许久，长叹一声：“你到底经历了啥？” 手机恰好亮起来。沈琳的母亲发来消息，问后门那批货放在哪里，末尾还带着一句“你记性好，帮阿姨想想”。 我看着那行字，拇指已经移到输入框。医生问我最近半个月每天都做过什么，我把手机翻过来，没回。 “我借住在同学家，”我说，“她家开夜宵店。我晚上帮着收摊，后来也搬过一些货。” “搬了多少、搬了几天？白天休息得怎么样？”医生把笔停在纸上，“按你现在的情况，得说具体些。” 我张了张嘴，先想起的却是沈琳递给我床单的那个晚上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要把半个月说清楚，得从哪一趟货开始算。 借住前两天，出租屋通知检修水管。我白天要上班，临时找房麻烦，沈琳听说后把我拉去她家，说客房一直空着。 我和沈琳是高中同桌。她以前会替忘带伞的我留半边伞，也记得我不吃香菜；毕业后见面少了，她打电话时还是叫我“陆小琪”。 那晚她把新床单抖开，铺到客房的小床上，床头放着一杯温水。 “你安心住，”她说，“夜里要是有空，陪我收个摊就行。我妈忙起来不爱说话，有你在我还能聊两句。” 我说白住不合适，她用枕头拍了我一下。“你住酒店才叫跟我见外。店里十一点多就收，回来正好一起睡。” 第一次去店里，她母亲给我盛了碗热汤，叫我“自家孩子”。我洗完碗要走，她又说外头地滑，让我等沈琳一起回去。 收摊时有两箱空瓶要搬，我搭了手。沈琳说谢谢，回家还把吹风机留在浴室门口。我躺下时腿有点酸，只当是久坐办公室后突然活动。 第二晚，我下班过去，沈母已经在案板旁给我留了饭。我吃完主动把桌子擦了。她笑着说：“你来了，琳琳终于有个人帮着看前看后。” 我没接那句话。当时我以为自己只是在朋友家多做一点事，住几晚就走，没必要把每一步分得太清。 医生问我：“之后每天都是十一点多结束？”我回过神，摇头。第六天起店里少了人，有时我回客房洗漱，手机上已经快两点。 “白天呢？”他问。我说我照常上班，偶尔午休趴一会儿，晚上再过去。说到这里，我才发觉自己一直用“偶尔”形容那些睡不够的日子。 医生让我从腿开始疼的那天讲。我说第十三天搬完一批货，上楼时小腿发紧；第十四、十五天订单接着来，蹲下分拣后再站起，得扶着架子缓一缓。 “我以为搬回出租屋就能睡好了。”我看向自己的鞋尖，“水管修完，我就从她家出来了。今天刚到家，鞋都没收好。” 医生没有顺着我问谁的责任。他说检查提示明显的肌肉损伤，要考虑横纹肌溶解； 反复用力、后几天劳动增加，再加上出汗多和恢复不足，都需要放进病史里评估。 “肾功能会不会有事？”我问。他说现在要持续看检查和尿量，发现得及时很重要，不能凭这一张单子替我保证后面怎样。 护士来推我去病房，我才看见沈母又发了一条语音。我把通知调成静音，对医生说：“我先把每天干的活尽量想清楚。” 病床边，护士说明住院期间需要留一个能联系到的陪护号码。我报出沈琳的号码，又停住，问能不能晚一点打。 “先通知她你住院了。”护士把电话放到我手边，“东西也得有人替你拿，别自己跑回去。” 铃声响了几下，沈琳接起来，背景里有店里的喊单声。她听见“住院”两个字，立刻走到安静处，问我在哪个病区。 “客房里那个蓝色背包还在吗？”我问，“把它带来就行。你先别告诉阿姨我能看手机，我现在没法替她找货。” 沈琳答应了，声音却发紧：“我过去看看你。是不是这几天累着了？” 我望着正在滴下来的液体，没再说“没事”。“医生说要住院观察，”我告诉她，“明天的店，我帮不了。” 电话挂断后，我把沈母的聊天框设成免打扰。护士替我记下这段时间的饮水和尿量，叮嘱有不舒服就按铃，我点头，仍习惯性看了一眼屏幕。 沈琳说来拿背包，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出现。她发消息说店里正在出餐，母亲找不到后门的货，想先问我放在哪一排。 我回了一个字：“不知道。”那批货不是我最后收的